此规则主要针对释法路径中的法律教义而设。
(18)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1)。社会之于法治的构成性意义可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予以总结。
由于科技发展兼具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意义，法治社会既要以科技创新来提升社会调整的效能，亦需以法律等社会机制来规制科技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路径则在于通过以商谈伦理学为基础的程序法范式确保人们在非建制化公共领域中形成非正式的政治意见，进而在建制化的立法机构中产生政治意志。因此，基于中国法治实践所提炼的范畴很可能也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纲要》规定的建设任务指向的几乎都是公共性纽带，特别是围绕确立和强化法律作为关系纽带而展开。与之相伴的是，法治社会范畴和一体建设命题于2012年正式提出(11)，其内涵随着法治实践的展开而不断丰富。
例如，法治社会是法治由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移转与深化，其结构表现为制度上的国家法律和自治规则等构成的多元规则体系、心理上的社会成员对规则之治的认同践行、秩序上的社会组织与职能部门在自治与统治上的分工协作。⑦Xin He,and Yang Su."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in Shanghai Courts?".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2013,10(1):142-143。如前所述，既有研究存在三者并列一体两翼二元并存等不同主张。
前者破坏法律的普遍性和自治性，表现为国家公开干预以前不属于其控制的领域，日益卷入重新分配、规定及计划的任务之中，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条款的使用迅速扩展，以及法律推理从形式主义和程序公正转向政策导向和实质公正。⑧某些纠纷无法得到及时疏解而容易激化升级，个体也难以应对环境公害、食品安全、金融风险等大规模侵害、小额分散性侵害和不确定风险。(一)法治的传统框架、治理挑战与实践转型法治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则肇始于中世纪后期。由此可见，或许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法治社会的内涵、构造及其意义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三、作为一般性理论命题的法治社会前文已证明法治社会不仅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第一，一体建设的架构。
⑩(1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104、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274页，人民出版社，2018。(三)法治社会的内涵与结构行文至此，可以对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做出如下概括：法治社会并非法治向社会扩展的结果或者社会生活法治化的事实状态，而是基于社会之于法治的构成性意义而产生的一个规范性范畴，回答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有效构成法治的问题。法治不等同于以法而治，有法律也不等同于有法治，这是因为法治本身是一种政治—道德理想。
当社会发育充分时，法治既可能从中获得支持，但也可能面临国家权力遭到扭曲、个人权利蒙受压制等问题，法治因而难以确立或者陷入危机。然而，人们在明显感受更加自由的同时却面临更多限制。在神法自然法逐渐消退、地方势力及习惯日益衰落的情况下，约束日趋强大的国家权力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机制。无论权利是否得到法律确认，其实现都需依托一定的社会资源。
其二，翼(面)是相对于主干而言的，通常具有附属性质。(13)袁达松：《走向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载《中国法学》，2013(2)。
(22)B.Z.Tamanaha.On the Rule of Law:History,Politics,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14.(23)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因此，为解析法治社会范畴并揭示其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所展示的研究方向值得充分重视，但还是应当回到他所偏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对法治、社会及其关联做出更现实的分析。
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社会不仅在事实上参与法治诸要素的构造，而且是决定法治理想及其实现的内在变量，法治社会因而是一个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构成法治的规范性范畴，由此可以说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何必须一体建设，以及该范畴的独特内涵、构造及其基础地位。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大改革任务。国家权力无力也不合适对所有社会关系进行直接规制，仅凭个体行动也不足以形成良善秩序，许多社会关系是由社会自我调节的。通过把法律植入社会的构成与变迁，哈贝马斯提出一种将社会纳入法治框架的理论构想。以上概括虽难周全，却足见社会变革引发的挑战是全面而又复杂的，单纯依靠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管制，或者诉诸个体行动和市场运作等私人秩序，都难以有效回应。①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下文简称《纲要》)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保障等做出全面部署，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共同构成十四五时期统筹推进法治建设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
(72)彭小龙：《规范多元的法治协同：基于构成性视角的观察》，载《中国法学》，2021(5)。其一，基础在于充分激活社会自身活力。
(58)(二)社会视野中的个人权利在传统法治框架中，国家权力控制与个人权利保障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必然也会影响到个人权利。科技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便捷、行动自由等乌托邦的一面，同时也有过滤气泡算法黑箱监控社会数字鸿沟技术利维坦等反乌托邦的一面。
概言之，只有个体解放与社会团结相结合的关系或者社会才能有效地构成法治，这或许就是法治社会内部构造的核心内容。无法逃避的社会关系即便不像社群主义者所说的是个体的构成要素(60)，但确实深刻地塑造着个体对何种利益分配、行为模式、关系格局为正当的认识。
《纲要》实际上就是通过关系纽带的结构调整来维系和促进个体的自由平等交往，其介入主要集中在保障改善民生、确保基本权利、完善法律援助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等方面。⑧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载《学海》，2015(1)。(40)为了在坚持法治理想的前提下应对社会变革的冲击，关键需要将所有法律扎根于生活世界，从沟通理性和交往行动中获得正当性，并实现对系统的良性导控。基于社会之于法治的构成性，或许可将法治社会内部构造的要点提炼如下。
(62)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6页，人民出版社，2018。
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且瞬息万变，国家权力扩展往往难以事先形成完备妥当的规则，有时只能采取笼统的立法甚至完全付诸相关职能部门自由裁量，由此导致某些情况下公权力既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也丧失依法行事所具有的权威依据。因此，偏向于形式或者薄的法治往往期待个体在私人自主下通过追逐私利来实现社会秩序和正义，却因无视公共领域的合作协商以及现代社会中政治或者经济权力的必要性和积极功能，无法应对事实不平等的负面效应。
当社会发育不充分时，国家权力、个人权利和社会调节都会受到消极影响，严重时甚至难以形成一种可称得上是法治的治理模式或者社会秩序。(二)法治社会的内部构造法治社会的内部构造主要涉及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构成法治，具体表现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容和任务。
其三，多领域治理结构。究其原因，社会对法治具有双向作用，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地构成法治，法治社会因而是一个蕴含对社会应有状况之特定要求的规范性范畴。这种范式的研究注意到社会分层加剧、身份认同危机、价值观念分歧等问题和挑战，并将其根源归于以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不过，由于社会的作用途径及其承担的功能要求的差异性，这些目标在抽象层面上相互兼容，在实现过程中则可能互相抵牾(例如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社会 。(41)哈贝马斯能够发现西方法治的结构性矛盾，或许与他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发展存在密切关联。
调整机制多样性是社会的固有特征，各种机制均有其优势和局限，并存在相互塑造、互相牵制的关系，机制整合因而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观念的多元化意味着不同的个性和诉求能够得到更多包容，社会流动和科技发展也使得个体行动的空间和能力获得显著增长。
第二，法治社会的独特意义。这种自我调节关涉个体的尊严与权利，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及其效果，必然也是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法治应予统筹的组成部分。
